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，在纯理论上，当我们把逍遥推向理论的高峰时，就完全不接地气了，不是我等凡人可以感受的。但是如果把其落实到实践中，则是“人人都可以为许由”的，而现实情况是我们连这样的逍遥都很难感受到，我们心灵之中很难找到那种心安理得的安宁[1]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到底是什么在现实阻挡了我们感受逍遥的脚步?

在讨论这个问题时，我们或许又逃不过另一个老生常态的话题——关于人性的假设。因为这是个原初性的问题，就像近代政治学的自然状态的假设，那是理论的起点，是一套理论的基础，如果基础不牢，则不能长久屹立。而关于人性的假设，无非有这么几种比较流行的——性善论、性恶论、非善非恶论、善恶兼有论、善恶分等论——可见都是与“善”和“恶”分不开的，而“善”和“恶”只是人们的一种情感感受，这样的划分标准不是描述一种实际的状态，而是在灌输一种态度。当然，这样的划分标准，对人类的延续而言，是有很大的方便的，善者自然得到褒扬，恶者自然得到压抑，在这种人为的选择中，“善者”得以延续，“恶者”却被淘汰，而这套善恶的标准也完全成为每个人的一面镜子，使得每个人都在镜子里正衣冠、做君子。但是这套标准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不能保证其客观性，那么怎样的假设才能显得更客观一点呢?就是一种能描述客观状态的假设，或许更能体现客观性。

刘安在《淮南子·原道》中为庄子的理论指明了一套人性假设——“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;感而后动，性之容也;物至而神应，知之动也。”[2]这个人性假设显得与善恶的划分要客观，因为这个假设描述了一种状态，而不是给人一种判断。人天生就应该是静的，而却又不得不动，不得不为生存忙碌奔波，这本来就是与天性相悖的，我们是该顺应这种变化呢?还是该坚守静的本性呢?庄子在《庄子·至乐》中也有主旨相似的论断。但是我们本来又不知道，我们到底是怎样的，谁知道我们就应该守静而勿动?又有谁知道应时而动不是造物主的安排?这样的讨论似乎要不了了之了。就个人观点而言，我更倾向于直面现实，处理现实的问题，而不是处理假想中的虚假问题，而处理现实中的问题，应时而变似乎更有效果。庄子可能也是同意我这种看法的，因为他说“知其不可奈何，而安之若素”，虽然说得是不变，但是自己的不变在环境的变化中，依然是变化着的——总是与环境保持谐和——这便是“安之若素”，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态度看作是因时因势而变。

但是，如果真的这样去迎合时势的变化，也是很累的，完全与人性本静的假设背道而驰了。该如何处理这样的矛盾呢?便是换个角度入手，跳出世俗的评价体系，世人追求有用，则追求无用;世人追求功名，则追求无功无名;世人追求富贵，则追求无富无贵……其实自己追求的只不过是在世人追求的夹缝中，就像庖丁的刀子穿梭在牛骨的夹缝中，自己越锋利，把自己变得越窄、越小则越是游刃有余。这是一种养生之道，也是一种处世之道，用庄子的话就是“有用与无用之间”[3]，总是不会和别人产生利益的冲突，则又何忧之有?便能逍遥快活了。假想一下，当人人都在追求成功时，面临的总是失败的压力，而如果你就把失败作为自己的目的，则如果真失败了，则你的目的达到了;而如果你成功了，谁又会说你失败了呢?这样的目的设定，几乎就把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了。当然如果有了目的假设，也并不是最好的状态，只是这样的不与世俗之人产生冲突的目的追求，能减少自己目的的风险罢了，但是只要有了目的，就面临着失败的压力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所以，最好的状态还是不为自己设定目标，把任何经历都作为一种收获，则生活处处皆有惊喜，“壁立千仞，无欲则刚”，何乐而不为呢?p副标题e

但是，现实的情况是，人似乎逃脱不了各种自己设定的目标的束缚了[4]。人早就脱离了人本静的状态了，虽然有人说“无丝竹之乱耳，无案牍之劳形”是一种令人向往的清净自由状态，但是这种话的在下面两种情况下最容易听到：一是沉沦在“丝竹”声中，而向往不能得到的清净;另一种是在失意不得志的时候，自己身在丝竹之声中，神在案牍之上，以此来自我安慰。这两种情况都是欲望的无法满足，我们何不少一些这样的欲望呢?人类社会的发展，其财富积累的速度，远远跟不上欲望增长的速度，如果把欲望作为人的一种财富，几乎所有人都是富翁了。从生存饱食、安全，到生活富足、享受;从食物的追求，到对自然的征服;从睡觉的地方，到宇宙的探索……人的野心与欲望的增长恐怕用天文数字表示也是个极大的了。

直到现在，人的欲海越来越不能填平了，有的人追求大把大把的钞票，有的人追求无穷无尽的权力，有的人则追求名扬四海、名流千古。逐利者无所不用其极，极尽可能地挣钱，哪怕往食品里添加毒药;弄权者绞尽脑汁，拼了命的往上爬，只要有可能赔上性命也愿意赌一把;沽名者更是手段使尽，甚至不惜以无耻的手段达到“高尚”的目的……这个世界几乎癫狂了。是非没了，正邪没了，善恶没了，但是这不是老子小国寡民的无知无欲，而是人人都各执一词，争论不休，让人在铺天盖地的信息中失去判断能力，变得无是无非，无善无恶，但是充斥着非，充斥着恶——善几乎绝迹，只有伪善;是几乎绝迹，只有假象中的真实——这难道还不是癫狂吗?

人们就在追寻逍遥的道路上不断的挖掘，现在蓦然回首，发现逍遥都被挖起来扔到后面去了，而面前却横亘着一条自己挖掘出来的深渊，几乎不可逾越。有人说，我不知道什么是是，但我知道什么是非，我们只要把非都排除在外，便能得到是。这样真的行吗?我们不能确定什么是是，只能自以为是的确定什么是非，便把所有自以为非的东西都抛之脑后，最后把所有的东西都抛弃了，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了，便恐慌了，不知所措了，最后不得不宣称，不存在这样的东西。这项工作做得比较典型的可能是笛卡尔了，但是他毕竟也是聪明的，没有怀疑一切，因为怀疑一切就意味着失去一切也就理所当然了，所以他最后说“我思故我在”[5]，最后又反推出一切的存在，回到了现实之中。我之所以说他是比较典型的，而不是彻底的，是因为正因为他是一个不彻底的，才成就了他的典型。而现在又有很多人几乎对所有的东西都不屑一顾，也有自己坚守的东西，但是他们坚守的远不是笛卡尔坚守的“思”，而是更具体的钱、权、名。人追求这些东西，能不能算作错误呢?好像不能，但是为什么在追求这些的时候，把剩下的一切都当作工具呢?为什么有如此明显的功利色彩呢?

我们可以说，这样的状态也不是我们的过错，而是时代的过错，但是又是什么造就了这个时代呢?是什么让我们与逍遥渐行渐远呢?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中呼吁“简单，简单，再简单!”是我们把我们的生活过得太复杂，最后自己被生活束缚，失去了自由，失去了逍遥?我们一直在作茧自缚，我们生而拥有逍遥的可能，却被我们无限的抹杀。谁是导致这种状况的始作俑者?我们不能怨某个人，某个时代，而只能归罪于我们“填不满的欲海”。是我们渐渐壮大的野心阻挡了我们通往逍遥的道路，是我们不能控制的贪婪阻挡了我们通往逍遥的道路，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欲望阻挡了我们通往逍遥的道路。我们的欲望，让我们失去了“自得之场”，我们无限的扩张自己的场域，最后迷失在自己的战场上，何不坚守自己的“自得之场”，以通向逍遥呢?

这样说着似乎很是简单，但是做起来去几乎步履维艰。为什么会这样呢?因为我们已经适应了这样的状态，现在本静的人性又跳出来控制我们了[6]，便不愿作出改变了，安于这样的现状了，逍遥于这样的“自得之场”了，但是我们早已淡忘了逍遥的滋味了——便要彻底失去逍遥了。

[1]这里是把逍遥简化理解为内心的宁静，而不是形体的解脱。是继前文无疾而终的讨论之后，得出的相对中庸的结论——精神和肉体无法完全分离，但是我们可以依托于意识，从而求得精神世界的宁静，则是在现实中实践了另一种逍遥。

[2]《淮南子·原道》，刘安，原文：“是故响不肆应，而景不一设，叫呼仿佛，默然自得。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;感而后动，性之害也;物至而神应，知之动也;知与物接，而好憎生焉。好憎成形，而知诱于外，不能反己，而天理灭矣。故达于道者，不以人易天，外与物化，而内不失其情，至无而供其求，时骋而要其宿。小大修短，各有其具，万物之至，腾踊肴乱而不失其数。是以处上而民弗重，居前而众弗害，天下归之，奸邪畏之，以其无争于万物也。故莫敢与之争。”

[3]参见《逍遥游——当庄子遭遇现实》，熊逸著，第149-205页，–北京：线装书局。

[4]主要是指，人们因内心的不宁静，而滋生了许多各种欲望。而人自身则被这些欲望束缚——说到底，还是内心的不宁静，使人们失去了逍遥。

[5]用这个例子主要是想说明：如果可以通过思考来获得内心的宁静，而暂时远离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，则我们不会完全失去逍遥，相反去可以保留逍遥的能力，更能创造逍遥的可能。

[6]这里是针对，人们普遍感到不逍遥而言的——虽然我们感觉自己不是那么逍遥，但是也会安于现状，怠于尝试着享受内心的宁静，从而彻底失去了逍遥。

本文为原创文章，版权归作者所有，未经授权不得转载！

作者： 箫爻

来源公众号：风雨书桌